冷衙门也出官跑跑

发布时间：2020-07-13 12:50:42 阅读：次来源：织带厂家

随着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多位“失踪”官员为逃避党纪国法处理，通过不同方式携巨款外逃。记者调查发现，腐败问题向基层蔓延渗透的现象愈发明显，外逃官员呈现出级别由高向低、从“热衙门”向“冷衙门”蔓延的特点。专家认为，近期官员“失踪”“外逃”事件折射出我国职务犯罪预警机制、官员出入境管理机制存在盲点。

掩盖身份成为外逃主要手法

6月以来，广东广州、湖北公安、湖南醴陵3名官员“失踪”，引发公众再度聚焦官员“失踪”乃至“外逃”问题。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随着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多位“失踪”官员为逃避党纪国法处理，通过不同方式携巨款外逃。

今年6月，广州市花都区原政协主席王雁威通过区政协办公室向区委请假治病，至今仍处于“失踪”状态；湖南省醴陵市王仙镇财政所原所长邓元华“失踪”已超过120天；湖北省公安县农业局原副局长兼畜牧兽医局局长蔡道明已“失踪”5个多月。

实际上，官员“失踪”不归并不罕见，且多数选择了外逃。2010年，广州市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原局长刘荣福以休假为名，持因私护照出境逃往美国；2012年，辽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外逃后，被曝带走巨额赃款；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胡星、深圳市南山区原政协主席温玲、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等官员外逃事件也都引起一时轰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数据显示，2011年检察系统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1人，同比上升27%，追缴赃款赃物共计77.9亿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失踪”原因未有定论，但从以往经验及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失踪”“外逃”官员多半存在经济问题。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介绍说，官员失踪或外逃情形主要有四种：一是因欠巨额债务无法偿还、感情纠纷等原因脱岗外出躲避；二是因挪用公款无法偿还等违法犯罪行为败露而畏罪潜逃；三是分管负责财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携款潜逃；四是贪官畏罪外逃，或因其他原因叛逃。相关专家总结出近期官员“失踪”外逃的三种方式：“请假失联式”“听风失踪式”“突然消失式”。

公安县纪委有关人士向记者透露，今年上半年，湖北省统一开展三农保险资金审计调查，发现蔡道明可能存在重大经济问题，公安县纪委前期已找他谈话，可能是他预感到情况不妙选择“跑路”。

至今仍然下落不明的邓元华，曾在湖南醴陵市多个乡镇担任过财政所所长，此前，有传言称邓元华携款近300万元失踪。坊间也有传言称，邓元华喜欢赌博且输了很多钱。

事发后，醴陵市检察院已介入调查。对于邓元华失踪的具体情况，醴陵市有关方面未公布调查进展。他究竟是携款潜逃还是因为之前挪用公款而失踪，目前仍无法证实，涉及金额也尚未确定，但可以肯定其失踪与经济问题有相当大的关联。

湖南郴州市农机局原副局长王昌宏的“失踪”也与债务有关。在舆论关注和郴州市“治吏风暴”行动推动下，郴州市纪委监察局和相关部门经过努力，去年4月，“失踪”146天的王昌宏在广东佛山被找到。

据王昌宏称，自己当时离开主要是因为两件事，一是经商办企业不善；二是借了高利贷，债主追债，自己应付不过来。

郴州市纪委办案人员绘制的王昌宏“投资收益表”显示，王昌宏违反规定，到冶炼厂、煤矿入股190万元和投资小水电给他带来一些收益。不过，他自认为对经济比较在行，没想到会栽倒在期货上。据了解，王昌宏炒期货亏损400多万元。

为了还银行利息及继续投资，他只得四处举债，信用社、亲戚、朋友、下属甚至邻居，都成了王昌宏借钱的对象。王昌宏说，“我借了100多万元高利贷。在还债过程中，高利贷放债人纠集一些社会上的人来追讨，实在没办法应对。”如雪球般越滚越大的债务，加上债权人步步紧逼，成了王昌宏“出走”的导火索。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近年来，尽管中央不断加强对官员出国的限制，甚至专门规定，处级以上干部出境需要审批和备案。但是，掩盖身份、绕过重重障碍，成为外逃官员们的主要手法。外逃贪官往往先把家属送出国作为脱身的第一步，再里应外合把资产转移到国外。

一些贪污金额小、权力小的官员基本潜伏在国内，另外一些贪污金额巨大，级别较高的官员多数逃向海外。2012年4月24日，王国强与妻谭某（丹东海关主任科员）持因私出国护照去了美国，此后再无消息。

“裸官”与“裸商”结成贪腐同盟

长三角一位商人告诉记者，近年来，出于安全考虑，一些自感有“原罪”的商人移民成了“裸商”，他们与贪腐官员结成利益同盟，官员帮助“裸商”牟利，同时也利用“裸商”便利的通道把贪腐所得转移到境外。

“裸官”群体是外逃贪官的“预备队”。“官员外逃往往与资产转移相结合，并且是其违法违纪行为的最后一个环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说，贪官出逃的路径通常是非法敛财-家属移民海外-转移不明资产-择机外逃等几个步骤。

“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案发前，子女就分别加入了澳门籍和澳大利亚籍，并在境外置业。罗荫国本人持有多个假身份证，用于出入国境。”广东省纪检系统一名干部告诉记者，其妻子邹继芳在茂名有一个“贵妇交际圈”，与罗荫国夫妇有来往的企业老板近10人。

广东一位纪检干部介绍，贪官常常借商人之手把资产转移出境，如通过地下钱庄洗钱出境，通过涉外公司在海外隐秘“截流”，在海外虚假投资等。随着国际经济往来增多，一些贪官通过贸易项目转移资产，手法更隐蔽更难监控。

“此外，许多职务犯罪案件往往不是个体腐败，而是一个地区、部门集体腐败，呈现相互之间的勾结和同谋。一旦关键人物面临调查，‘贪腐同盟’会为其外逃提供便利条件。”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说。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特别是我国反腐败力度的加大，我国官员外逃近年来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趋势。

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调研发现，随着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公共卫生、园林绿化、环保等部门也变成了“热衙门”，可以支配大量的资源和资金，这也为权力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

毛昭晖说，过去外逃的有不少都是国有企业经营人员，但从近两年的情况来看，养老金、保障房、三农资金管理等与民生相关的政府部门官员外逃数量呈上升态势。如湖北最近失踪的蔡道明与2010年广州出逃的刘荣福均为畜牧兽医局局长。“民生领域腐败应成为今后防治的重点，其腐败行为可能带来更多次生灾害，引发群体性或突发性事件。”

与此同时，借机外逃的“名头”也从“考察式”变为“休假式”。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认为，近十年来，贪官外逃现象十分严重，从前几年借出国考察名义“滞留不归”，到如今借养病、休假等名义私自外逃，折射出新一轮反腐斗争让一些腐败官员如坐针毡，通过多种手段外逃出境、以求平安落地。与因公出国相比，因私出国更加难以控制。

职务犯罪预警机制薄弱

专家认为，近期官员“失踪”外逃事件折射出我国职务犯罪预警机制、官员出入境管理机制存在盲点。

一是一人多证，官员出境管理不严。根据中央相关规定，领导干部因公临时出境要经过所在单位、组织部门、人事部门等一系列审批。因私出国也要报经上级部门、人事部门批准。

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张紧跟认为，虽然领导干部出国都有固定的程序安排，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程序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反而被一些贪官所规避。不少领导干部“一人多证”，同时拥有几个身份证件和护照。

根据以往的案例，许多官员拥有都不止一本护照，有些人私人护照不上交，有些人用假身份证再办一个护照，这些都不在审批、报备之列，单位根本监控不到。比如，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茂名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都被查出持有多个身份证。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使用其他身份因私出国一路绿灯。据了解，广州市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局长刘荣福在外逃前就没有向相关部门上交因私护照，最终持该护照前往美国。

“所谓的护照上交其实在管理中并不严格，有时候把护照放到信封里封好上交，相关部门负责人看都不看。”一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表示，从原则上来说，处级以上干部只能办理因公护照出境，而且因公护照必须交由外事部门管理。处级以上官员出境，必须经过报备，不能随意为之。

他说，这些外逃官员中，有的拥有多个身份证，有的拥有多个护照，而且贪污所得巨额资产早已转移到国外，这些都暴露了管理中的问题。“我国行政级关各级领导干部单位请假报告制度早已实行多年，为什么这些官员常常是失踪一个月甚至到几个月后才被发现呢？说明机关工作人员人浮于事的现象仍然严重。”乔新生认为，目前的情况是各项规定都有，关键是执行存在问题。

二是个人重大事项有申报无“抽查”。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是我国预防职务犯罪的一项重要机制。但实际上，不少地方干部存在谎报瞒报情况。2012年，因拥有20多套房产，被网友称为“房叔”的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区分局政委蔡彬，在纪检部门的调查中被发现，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上只填了1套房。

今年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表示，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

专家认为，如果只申报不核查，申报就容易变成“盲人的眼睛、聋子的耳朵”。纪检部门若对申报进行抽查，与房产、银行、证券、出入境等系统进行比对，对腐败分子将是一个巨大的震慑。

三是调查走漏风声变“报警”。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说，“一个比较讽刺的说法是，‘贪官不打无外逃之仗’。往往调查风声一出，贪官便闻风而逃。”

毛昭晖表示，我国对职务犯罪的预警机制薄弱，对职务犯罪打击力度不够。当前我国在认定某个官员是否构成违法违纪职务犯罪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只能对其谈话，而不能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谈话等于给这些职务犯罪分子提了醒，容易出现外逃情况。（记者姚玉洁毛一竹廖君陈文广）